从怀疑“量子力学”到囚禁离子：

实验数据告诉我，量子不仅解释世界，还能改造世界

子心：本科是在大连理工读物理，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？

贺冉：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物理。小时候书很少，只读了爱因斯坦和牛顿的传记，一直想去追求物理科研。我至今记得初中刚有QQ的时候，个性签名写了一句话，到现在都没改，叫“我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”。

子心：本科阶段对量子力学为什么没那么感兴趣？

贺冉：没有兴趣是因为它要考试，要做题，没有人喜欢考试。因为学电动力学可以从基础理论一直推到麦克斯韦方程，拿一张纸从头推到尾。但量子力学一开始有很多假设性的东西，比如薛定谔方程是靠猜出来的。它不像牛顿方程那样基于三条公理推出来，所以当时觉得这个理论不完备，不太喜欢。

子心：后来这个看法有变化吗？

贺冉：读博期间我还在怀疑量子力学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就像100年前爱因斯坦和波尔争论的那样。但后来很多实验设计得非常精巧，实验数据就告诉你，量子力学就是对的。它不仅能解释世界，还能用来改造世界，去控制最微观的粒子。从一个方程转变为一个你正在操纵的物体，从一个完全抽象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你可以把握的事情，这个过程改变了我。

子心：读研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？

贺冉：读研的时候，我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研究生。我在加入实验室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做离子阱这个事情才两三年，国内起步的整体是比较晚，技术基础也不是特别的雄厚。当时我们有句话叫喝水不忘挖“阱”人，我就是那个挖“阱”的人。

首先你要建造起一个非常好的离子阱，建造这个离子阱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繁重的，非常麻烦的事情。我在读博的六年期间，搭建了大概六套七套离子阱。2016年，我的超高真空系统连续失败了6次，不同原因：加热不均匀、设备坏掉、突然停电，整整半年没有任何进展。那时候实验室条件很简陋，科大也经常停电，当时附近在修地铁，挖断电线是常有的事。

子心：搭建离子阱这件事，能不能做一个浅显易懂的比喻？

贺冉：有点像手搓火箭，我手搓了好几套。一开始在计算机里三维建模，采购真空器件，手工制备电极——那个电极可以想象成四根平行的牙签，对准精度要达到10微米左右，表面要非常光滑。做完之后小心翼翼放进真空腔，用法兰拧上确保不漏气，加热到两三百度维持两周。一旦停电、或者师弟不小心把电拔掉，两周就白干了。

尹航：如果有人真的做过物理实验就知道，每天都有可能出错，来自任何你意想不到的情况。就像井里往上爬的蜗牛，白天爬两步，晚上掉一步。搭建光学台的时候，螺丝拧过一点，第二天温度一变，又错了。

子心： 2017年你去ETH（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）交流了一年，当时什么感受？

贺冉：我当时怀着一个问题去：老外是不是比我们聪明？是不是做得比我们快？经过一年相处，我得出了最重要的结论——他们绝对没有我们聪明，也绝对没有我们快，他们就是起步比我们早。2017年的时候，中国和国外仍然存在技术差距。但这个发现反而极大坚定了我的信心——只要我们迭代得快，完全可以超越他们。

科学范式到工程系统：

“量子计算”走出实验室

子心：博士快毕业的时候，导师韩永建老师找你聊创业，当时什么反应？

贺冉：挺诧异的。国内离子阱公司还没有几家，我觉得产业界做量子计算是很遥远的事。但韩老师说，从国际形势看，公司做离子阱是好时机，而且“你不觉得在实验室里做这个事情很难吗？”确实难，就靠几个师兄弟，很不容易。

子心： 所以后来你做了调研？

贺冉：花了几个月调研了三家海外公司：AQT、IonQ、霍尼韦尔。AQT让我看到工程化集成的方向，把松散的实验系统变成了标准化的硬件；IonQ当时只有几个比特就开始探索应用；霍尼韦尔all in QCCD架构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公司有可能把事情做成，因为它的组织结构分工更高效，复杂系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，这是必然要求。实验室做不出量子计算机，我们想用公司的形式来做。

子心：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什么规模？

贺冉：五位老师加我一个人。韩永建老师是我博导，实验上跟黄运锋、崔金明老师，博后跟李传锋老师，李老师也是实验室主任。另外还有一位许老师。可以说五位教授创始人，加我一个学生。

尹航：有点像“五位长老传功给你”。

子心：尹航是怎么关注到幺正的？

尹航：2022年下半年，我去查国内谁在做离子阱。那时候清华有团队、中山大学也有。当时国内量子计算公司没几家，本源是2017年成立的，还有启科量子。我去参观幺正量子实验室的时候，六七十平挤了三套系统，桌上密密麻麻全是小孔和镜子。当时挺震撼的。

贺冉：尹航是我们接触的所有投资人中，问问题最专业、最深入的。

尹航：在他面前我不能声称专业，只能说我的问题他会给我非常完整的回答，信息量远比我想知道的多，充满工程细节。怎么把这件事推着往前走，这是内在的共鸣，你心里想的东西，发现他们真的正在往这个方向做。

子心：初期资金怎么解决的？

贺冉：2022年公司成立，还没有外部资金，场地租金和装修几百万元是各位老师股东自己出的。2023年6月份搬到场地时实验室空空如也、一颗螺丝都没有——我们用了一个月搭建了一套系统，成功囚禁了离子。

直面中国“量子计算”核心问题：

人才密度不够 每年增量仅50人左右

子心：国内量子计算人才缺口到底有多大？

贺冉：美国Quantinuum大概800人、近400位博士。国内所有相关课题组累积起来的博士可能都没超过两三百号人。 国内跟我们相关的课题组二三十家，每家每年毕业1到2人，每年增量就50人左右。这些博士里一大部分会选择体制内或高校，还有一半去大城市或回老家，创业公司能争取的只有三分之一。所以我们必须开拓间接相关或跨专业的工程师。我们工程师里有将近20名博士，公司共八九十人、六七十位工程师，真正毕业就来的可能只有三四位。更多人是在公司做起来之后愿意来的——我们用自己的成果告诉他们，公司三年的发展速度是实验室的3到5倍不止。

尹航：在如此缺乏人才的领域，而人才又是现在这个领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一套自己的培养机制，然后把自己的能力复用给所有在公司内部的人，实际上这个团队很难变得很大。如果变不了很大，你很难完成那么多的功能试错，其实也就很难活下来。

子心：怎么把非专业背景的工程师培养出来？

贺冉：一个人跟着一个优秀的带教，带教老师提要求和需求。量子计算工程师跟普通工程师不同，普通工程师了解光强和光的面型分布，了解光偏振的已经很少了，我们还要了解光的相位、轨道角动量、频率分频和调制。来之后给资料、定标准，够努力就能合格。带教了六七位之后，再融入新人就让老人带。经过大概两年多，二三十个人个个是精兵强将。

子心：你在选人的时候会看重什么？

贺冉：每一次二面面试我都参与。首先面试者要对量子计算感兴趣。接下来就是要求：专业、坚定、热爱、积极……如果问几个专业问题发现不懂，那是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。

尹航：量子计算发展的核心难点在中国就是人才密度不够高，但幺正是人才密度非常高的团队，而且是自己凝聚出来的。你现在谈论的很多东西跟你学生时代刚创业的时候，应该差别非常大。你认为这种非常陡峭的成长速度是通过什么带来的？

贺冉：2022年7月还在实验室做实验，8月就去公司路演了。我从小梦想当科学家，现在不算一线科研工作者了，但我在为团队构建一个非常好的科研平台，这也是实现价值的方式。另外我有非常好的团队，我不是control所有事，后背可以交给战友。

尹航：很多教授带学生的创业模式失败了，核心区别在于怎么理解“公司”：是按公司方式运营，还是套了个壳但本质还是实验室师徒制？观念切换、管理文化塑造、正向循环，这些都很像物理实验，勇敢实践了世界会给你奖赏。

QCCD：让离子像流水线工人一样“动起来”

子心：目前主流的量子计算有几条技术路线？

尹航：主流大概四条：超导、离子阱、中性原子、相干伊辛机。

贺冉：我觉得这里边所有的系统当中，离子阱的精度是最高的，而且它的数量是每年几乎是翻倍增长。

尹航：离子阱有一个叫做技术路线叫做QCCD，这个QCCD是怎么回事？举个例子的话，就是把电磁场想成一个装鸡蛋的鸡蛋壳，有很多的这个鸡蛋能够嵌进去的小凹槽。我们就把这是一个电磁构造的这样的一个小凹槽，把离子装了进去，它就被维系在了一个空间里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
贺冉：把这个鸡蛋想成刚孵化出来的小鸡可能更合适，它会乱跑，它不会待在那等你去控制它。以前把所有离子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就像把刚孵出来的小鸡围成一个圈，五只还好，50×50=2500只的时候你头皮发麻，它们会吵闹、乱跑，想让其中两只对话必须屏蔽其他所有“小鸡”的声音。QCCD让离子在不同区域“流动”，像流水线一样：这里洗澡、那里梳理、那里做其他事。每个离子只和周围少数几个相互作用，不受全局干扰。

一个城市经济繁荣是因为人员的流动和信息交互。今天我们三个人从不同地方飞过来交流信息，信息交流完了就相当于产生了纠缠，我们再回去做其他的工作。通过这种人员的移动和信息的交换，我们就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，让整个城市的经济变得非常的活跃，QCCD就是这样的概念。

从1995年到2022年，离子阱用了20多年才从1个比特增加到5个比特，这是一条非常平缓的曲线。但2022年QCCD架构把这个拐点引爆了：从5个比特以每年翻倍速度增长，10、24、36、56到今年初98个。比特增加一个，计算空间扩大两倍；增加20个，就是2的20次方，让我们看到了能力飞跃。

子心：幺正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大概取得了怎样的成绩？

贺冉：公司成立前在学校就开始设计了，成立后快速推进工程化。以前高校迭代一套系统需要一到两年，我们一年迭代了12次。2024年我们交付了第一台离子阱量子计算机整机，客户很满意。

刷纪录完成QV32基准测试：

比“囚禁离子”更难的，是微观层面的控制精度

子心：2026年初，宣布完成QV32基准测试，刷新国内公开报道最高纪录，解释一下QV32是什么？

贺冉：量子体积（Quantum Volume）是一个综合性的“跑分”指标，通俗来讲就是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让计算机去玩，正确率要高于某个阈值才算通过。QV32=2的5次方，意味着用5个比特跑5层非常复杂的线路，每层包含很多两比特门和单比特门，结果准确率要大于66.7%。很多量子计算机跑不了这个分，算出来正确率只有千分之一，你都不知道哪个结果是正确的，没有意义。国际最强的Quantinuum做到2的25次方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

其实评价量子计算机还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，大家通常会最简单就是数量子比特数。 比特数可以理解为晶体管的数目，2的n次方。但“比特数”这个概念有误导性，不是囚禁了多少个原子或离子就是多少个比特，关键在控制。就像公司有一百名精兵强将和一万名仓促集结的松散人员，价值完全不一样。评价量子计算机至少需要两个维度：可控的比特数是多少，控制精度是多少。

中性原子系统可以囚禁6000个原子，但控制不了，做不了计算。IBM已经做到了用它的稀释制冷机，装了1000多个物理比特，但他们自己说“一味追求数量没有意义”，把控制精度做起来才能去把它称之为量子比特、量子计算机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数量，还要追求它的质量，就是操控的精度。

子心：2026年Q1量子计算赛道突然火了，发生了什么？

尹航：“十五五”把量子计算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。2025年美国二级市场量子计算已经火过一波，中性原子公司通过SPAC（特殊目的收购公司）上市。这是一个确定性很强的事情——国家支持的战略领域，资本市场会开方便之门。追求硬科技成了共识性正确。

贺冉：最近半年有“推背感”，整个行业在加速。这个周期可能在“十五五”期间持续几年，但第四年第五年必须交出成果，不能完全靠宣传。既是机会，也是考验。

算力、能耗与强关联系统：

为什么人类必须走向量子计算

子心：量子计算机和经典计算机到底有什么区别？

贺冉：人工智能用CPU或GPU处理数据，消耗巨大算力和能源。GPU比CPU快是因为并行，但它还受限于物理晶体管。量子计算用了两个更深刻的能力：量子叠加性——可以同步算多种可能性；量子纠缠——信息空间里所有信息可以同时调用、远程处理。从速度上说，破解2048位RSA密钥，经典计算机要百亿年，万比特量子计算机一天就够了。从能耗上说，超算中心跑一天电费数百万美元，量子计算机只需要家庭用电、几十千瓦。

子心：量子计算机什么时候能真正解决产业问题？

贺冉：关键分界点是“量子优越性”：在某些问题上比经典计算机有性价比。金融预测、气象建模、材料设计、高温超导，这些强关联体系的求解，经典计算机要么硬解耗费极大，要么做近似导致结果不准确。量子计算机本身就利用纠缠，可以制备强关联线路去求解。50多个可编程量子比特，数量不多，但已经超越当今最强的经典计算机。

尹航：强关联系统有个具象的例子，比如蝴蝶效应。这些数学模型在经典计算里没有好的数学架构支持精确计算，我们用了很多近似模型才走到现在。接下来想走得更远、理解更底层规律，量子计算机本身就是必经之路。

子心：和国际差距到底有多大？

贺冉：Quantinuum去年发布的Helios系统98个比特，还在高温超导模型上做了演示。我们的目标是同步做万比特，万比特量级同一起跑线。这是一个非常困难、非常艰难的目标，但必须干。

子心：未来10年或50年，你希望幺正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？

贺冉：21年创业的时候韩老师说，希望幺正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。我内心有几个坚定不移的信念：量子计算是物理学决定的、人类必须发展的技术，我们在做的就是当仁不让地做中国的量子计算机。我们一定能参与到未来科技的巨浪中，至于能改变什么，那是留给社会回答的。

子心：说这段话的时候，你的眼神都变坚定了。

快问快答

子心：用一个关键词形容自己在幺正的历程，为什么？

贺冉：迭代。整个公司都在飞速迭代，迭代和反馈是最重要的事。

子心：从第一天担任CEO到现在，做对的最关键的事是什么？

贺冉：重视团队。

子心：如果给2022年刚创业的自己一句忠告？

贺冉：早点找到尹航。

子心：尹航，用一种动物形容贺冉？

尹航：海豚。聪明、团队、活泼。

子心：贺冉，用一种动物容你自己呢？

尹航：狼。因为我喜欢狗，但狼更帅一点。

子心：给CEO贺冉打个分？

贺冉：7.5吧。8分已经很满意了，10分不可能，7分又有点低了。

尹航：我打9分，10分留给30年后的他。

子心：为什么会拿蚂蚁的钱？

贺冉：蚂蚁是非常伟大的公司。不管是当前的陪伴和支持，还是长期的产业合作价值，以及数据、算力、数字生态的未来，都是非常好的。而且蚂蚁能在复杂判断之下投资我们，我很感激。

子心：尹航为什么会投资幺正？

尹航：拉长10年看，什么样的公司能走到那天？我觉得从那天来看，应该能看到幺正。